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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 北京报道
插图：《中国经济周刊》美编 刘屹芳
2月13日，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财政部条法司聘请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其中540万元的聘请预算受到广泛关注。
事实上，“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任务。早在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要求2017年底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普遍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乡镇党委和政府根据需要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
财政部条法司官网的信息显示，该采购项目预算金额为3年，共540万元，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采取由合伙人律师作为总负责人组成10名以上的律师服务团队、提供现场办公和非现场工作相结合的法律服务工作模式。
540万元的金额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好奇，但作为业内人士的律师又如何看待招标公告？就相关话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贵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山，财政部PPP中心法律专家、世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靳林明。
朱山：第三方律师对政府决策合法化的作用“不可替代”
《中国经济周刊》：财政部条法司540万元聘请法律顾问，这个预算费用具吸引力吗？
朱山：财政部条法司的这次招标信息，不少律师同行都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有人说财政部有钱，有人说体现了律师的价值，也有人说政府对法律顾问愈加重视了。
我认为540万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预算，并不能说有多高，而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据我所知，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县级政府的法律顾问费用，每年几十万到一两百万元是很正常的。大约5年前，我们律师事务所曾为贵州省政府做法律顾问，当时法制办委托我们测算费用，考虑到市场价、劳动强度、专业化程度、服务时间以及律师的专业水平等因素，我印象中的测算结果大约是460万到500万元，现在的行情可能还会上涨。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这对律师的职业要求是不是很高？
朱山：为财政部服务，律师不但要懂法律，还要懂得相应的专业知识，比如有财务和经济学方面的背景，专业化程度的要求很高；再者，律师是一个讲究经验的职业，就像做成“老中医”“老司机”，这样才能帮客户防范风险，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不会花钱聘请一个不能解决问题的律师。
《中国经济周刊》：政府履行职能倚重法律而非权力，对于建设法治社会有什么意义？
朱山：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之后，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是一个趋势。贵达律师事务所根据大数据测算发布的《2019年度十大法律服务新趋势》认为，“党政法律顾问、地方立法、政策制定及行政法律服务向县域向基层扩展延伸”是十大趋势之一，且排在第二位。财政部条法司的招标，我认为也是这种大政策背景下的一个举措。
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还要求形成机制。依法治国，首先是政府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需要依靠第三方的力量，也就是我们讲的外聘法律顾问。特别是律师作为第三方，能够提供一些专业、中立、审慎的意见，对于政府决策合法化的作用，我可以用“不可替代”四个字来描述。
政府决策也越来越重视法律顾问的意见。决策过程的事前、事中、事后，都要进行合法性评估。比方在贵州，省级、市级人民政府，省国资委等，都明确要求，重大决策在上会前必须有律师的专业意见。
靳林明：政府可能还是对外部律师不够信任
《中国经济周刊》：财政部条法司聘请法律顾问的事您怎么看？
靳林明：我觉得540万元的预算不高，甚至还有点低。因为服务期为3年，5个律师现场办公，等于全职工作，此外，还有至少5名后备律师提供支援。即使以5名现场办公的律师计算，平均每人每年支付的费用是36万元，也就是刚刚满足一个初级或执业两年的律师的用人成本。
单纯从商业角度算账，这样的投标肯定亏本。但投标者可能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参与了国家财政的一个顶层设计，锻炼一支律师队伍，或者看能不能延伸承接财政部的其他业务。
财政部的这次招标还有一个积极意义，就是让舆论注意到有这么一回事，本身就是一种促进。圈子里好多人都在转相关消息，很多都是叫好的，认为财政部越来越有诚意。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讲，会让其他很多部门来关注和思考这件事。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把聘请法律顾问比作买保险，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您如何看待？
靳林明：对此我部分赞同。比如领导对某个具体问题不太了解，做决策时咨询了专业人士，但最后还是做错了或者蒙受了损失，这个时候领导并不是故意的，不应该处罚。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说明这不是绝对的保险，而取决于“投保”的律师事务所的专业能力，以及是否规范和尽责。
《中国经济周刊》：外部律师在政府部门担任顾问，能发挥哪些作用？
靳林明：我认为财政部聘请律师，第一种可能是协助完成一些需要外部支持的工作，比如有可能部门人力不够，编制就这么多，所以购买外包服务。第二种可能是需要借用外部智力支持，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外部智力支持对于条法司的工作有更关键的促进作用，价值很难量化。
总体来讲，律师为财政部这样的顶层设计部门提供服务，更多是在一些具体事务方面发挥职能。律师的指导意义在于解决一些一线的问题，并将之带到立法中去，这样更接地气。说实话，我们立法虽然多有调研，但这种调研和真实情况还是相隔较远。
法律制度的形式很容易建立，但真正把法律作为领导决策最核心的考虑因素，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我自己也是很多地方政府的法律顾问，客观讲，作用的发挥还不够充分。政府可能还是对外部律师不够信任，包括专业能力的不信任，时间上的不匹配，或者涉及保密等等原因。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肯定是在朝一个非常积极的方向走。
文字编辑：周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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