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印度创业的中国记者的春节回乡手记

一个在印度创业的中国记者的春节回乡手记

文/胡剑龙

  来源:Epoch非虚构故事(ID:epochstory2017)

  腊月27,我拖着一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从印度班加罗尔回到湖北洪湖西岸的家乡,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在老家过春节。

  在键盘上敲打这篇文章时,我才意识到,过去三年的春节,我不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就在准备去旅行。

  2015年春节前,规划去刚果(金)采访,因签证延误,在燕郊的公寓里,我度过一个焦躁的春节。三周后,在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对着蓝宝石一样不真实的海面发呆时,我接到电话,通知我拿到去美国的奖学金。这是我“折腾史”的开端。

  2016年春节,在华盛特区北郊一个叫银泉的小城,我给班上十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和老师做了一顿“豪华”中餐。这是我频密的旅行里,难得的静谧时分。

  最近的2017年春节, 我在印度。但大年初一那天,我是在新德里去孟买的火车上,还是停驻在令我咳嗽不止的新德里,记忆完全失焦。总之,过去一年,我的生活,就像永远不缺意外的印度火车,脱离了一个35岁的中国年轻人的“正常”轨道。

  如今,我生活在印度南部高原的一个比北京还拥堵的新兴城市,但我更愿意称那里为家。而江汉平原上的这个普通村庄,是家乡,更重要的意义,是我父母、奶奶和外婆依然生活的地方。

  催婚,并非中国特色

  在我们村,我是正面典型,也是反面例子。

  “好好读书,就可以像叔叔一样,去国外。”在不少场合,我被当着榜样,展示给我的侄儿侄女(嗯,还有侄孙)。在他们面前,我是个符号,代表知识改变命运,或者,寄托着村里同龄人的单纯梦想,去远方,跳脱出当下生活的种种限制。

  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国外也许并不是美国,还有可能是印度——一个由各种玩笑和蔑视组合起来的国度。

  反面跟我未婚有关。小时玩伴里,不少人的小孩快初中毕业了。

  “什么时候结婚?该结婚了!”在和乡邻碰面不得不打声招呼时,这些玩伴永远是最直白的。

  我不时在朋友圈调侃家乡的催婚戏码。其实,对待婚姻的态度,随着阅历见长,我变得愈发从容。男性角色或许给我了一些便利,更重要的是,我已从全人类高度认识这个像“难民”一样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催婚还真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在印度,这个“问题”同样令年轻人头疼。索赫妮,印度知名女记者,来自加尔各答,我在新加坡亚洲记者项目里的同学。

  你父母催婚吗?和她在新加坡的食客中心喝啤酒时,我问她。她说,就因为婚姻问题,她没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她选择和祖母住在一块。“和你不一样,我们女性身体里,成天有个闹钟在哒哒响呢。”

  很不幸,在印度,逼婚、催婚的压力大多落在女性头上(至于为什么不是男性,后面会解释)。

  这次回乡,父母和姨妈似乎达成某种默契,催婚调门不再像村头的高音喇叭。临走时,父亲也只是旁敲侧击:“今年家里需要重新装修下吗?”

  我不清楚,这是表弟表妹们不断洗脑的结果,还是乡村社会的进步。

  印度父母和中国父母

  到家当天,母亲指着院子里晾着的两条秋裤,说这是你姐给你买的。

  从印度回国前,几番和她通电话,我们在“秋裤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路线之争。

  在美国那年,我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忠诚的不穿秋裤主义者。母亲得知,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我竟然不穿秋裤,她吓坏了。这两年,我们没为这个少吵,在她看来,“秋裤”维系健康,“婚姻”则是安身立命之处,一样都不可或缺。

  自从我游历的国家越来越多,母亲对外国的印象越来越抽象,但也越来越具体。

  在她眼中,外国分两类:必须穿秋裤的和不用穿秋裤的。美国是前一类,印度是后者。

  无论在“秋裤”还是“婚姻”问题上,按照印度标准,我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忤逆子。

  为什么印度男性不存在逼婚的问题?主流价值里,自由婚姻仍未被广泛接受,包办婚姻至今大行其道。给自己儿子物色一个合适对象,更多被认为是父母的责任。

  不止一次,我问班加罗尔的年轻司机们,你谈恋爱没?

  回答没有。

  那你不着急结婚吗?

  司机笑笑,我母亲会给我找的。

  如果说,印度司机宽容包办婚姻,我尚能找出理由,譬如,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观念还没开化。但印度精英阶层,在欧美留学过的海龟,同样不排斥包办婚姻,就令我困惑不已。

  另一位在美国的同班同学,2016年12月,她弟弟在德里结婚,她专门赶回去。后来得知,她的弟媳是从印度相亲网站上找的。不过,他弟弟在德国工作,他父母经营着他的账号。

  类似情况在印度十分普遍。中国城市的父母在相亲角里为子女举牌吆喝,印度父母的根据地则在相亲网站,紧盯电脑屏幕。

  包办婚姻背后,也折射着家庭的权力结构。在家庭场域,印度父母比中国父母享有更多权威。

  回到家,我和父母说话,就好像在通电话。说不了几分钟,我们就当着面挂断了。长时间的独处和异国旅程,疏离感成了我个性中的新基因。一旦被浓烈的情感包围,我变得很不自在。

  不过,春节期间,无论我起床,还是入睡时,母亲似乎永远在厨房忙碌。我甚至吃到了自家地里的新鲜蚕豆。四月份收割时,母亲把它们装在塑料瓶里,急冻,在冰箱理里待上大半年,等我和姐姐一家聚齐,然后解冻,和浓烈的散装白酒一起下喉。

在湖北老家,春节少不了藕。为了让我们吃到口感更佳的藕,母亲没有去市场买。去年,母亲下荷塘,从淤泥里挖出来几十斤。

  母亲用她调制的食物和我对话,我们好像都习惯了这种对话方式——中国式的对话方式。

  在地上打滚的人

  和母亲相比,我和外婆更近些。她已卧床四年多,精气日渐暗淡。每次离开她,我都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回家的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她。

  站在外婆床头,家长里短,我更自然。反之,和父母的沟通,似乎还堵塞在青春期。

  我大概算第一代留守儿童吧。

  1995年,我开始上初中,靠种十几亩水稻,家里入不敷出,更不用说我以后的教育。

  1990年代开始,农业税费开始在湖北急剧增长。同时,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开始大面积抛荒。这场系统性危机被学者温铁军称为“三农问题”,即所谓“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湖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粮食生产主要依靠腹地江汉平原,家乡成为媒体解剖“三农问题”的切片,年年上南方周末头版。给总理上书的著名乡镇书记李昌平,和我来自同一个镇。

  父母那时候出过最远的门,是省会武汉。母亲一个字不识,他们都不会说普通话。但是,1995年春节后,父母决定去深圳养鸭,自此,他们缺席我敏感的青春期。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虽然无法填补父母的角色, 他们成为青春期的在场者。外婆家离我家直线距离不到两百米,她和奶奶的角色并无差别。

  大年三十夜,外婆告诉我,她想回自己家里过年,即使在女儿家住了这么久,她仍不习惯。但是,如果她能站起来回自己家过年,恐怕也会失望,如今的年味已经很淡。

  在老家,只有两项乡俗未被抛弃:三十晚上,吃顿年夜饭;初一那天,给在世的老人拜年后祭祖;几年碰不到面的家族成员,在坟头上一起烧纸钱、放鞭炮。

  这项仪式对我有特殊意义。那些新添的坟头,就像沉默之书,讲述家族里的变故。

  去年的新亡人是大伯,年前刚过世。 去年9月,在他家门口,我见过他最后一面。他那时刚做完手术,手里摊着一本杂志。母亲说他脑筋和耳朵都不行了,我吼着问他,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他没有犹豫,答出我小名。但是,后面任凭我吼什么,他再没答一句话。

  我至今不解,他到底是如何认出我。

  2000年左右, 父母在深圳养鸭失败后,他们到湖南浏阳走街串巷收废品。大伯一家也干着同样的营生。有回,去他们家串门,远远的看到大伯拉着一满车废铜烂铁,正在上坡,身体几乎要蹭到地面,伯母则在后面弓腰往上推。

  这个情景令我震撼,2001年,我考上大学,多少与在浏阳受得刺激相关。父辈们在异乡的遭遇,提前催熟我。

  上坟前,母亲在厨房里回忆,当年我去大学报到前,大伯还给我50元当路费。我不知道,这需要多少车废品才能换回来。这有对知识的尊重,也有对我的期望。

  刚到班加罗尔时,在一家临街咖啡馆,我和远在美国的土耳其裔导师通过电话,她问我:你如何克服内心恐惧下这个决定到印度来的?

  正月初一,上坟时,我在烧纸钱,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大伯母站在旁边,不知道是和我还是大伯说话,“一辈子啊,都是在地上打滚打过来的。

  她意思是说,大伯一辈子都在打滚求生。这也是我要传递给我导师的准确答案,因为我也是个在地上打滚的人。

  阶层

  大伯的丧事是父亲一手张罗的。他去世时,他的大儿子、我的大堂哥在海南,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在贵州和湖南。

  父亲在村里当会计,春节前,为了几十块钱的排灌费,大堂哥到我家,和父亲起了争执,差点把我家桌子掀了。

  大堂哥已不年轻,50出头,但还像年轻时一样莽撞冲动。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县里特警在夜间摸进我们村,大堂哥和十几位青年人被一网打尽,成为县里著名的“流氓团伙”,他们还因此上了《知音》杂志。

  在90年代末,在老家,村村之间的械斗仍很普遍。大堂哥和他那些同案犯们,无一例外都是狠角色,不占上风从不罢休。犯罪事实中的一条,因一起琐事,打到邻村,把对方的房子拆了。

  大堂哥们嚣张跋扈的去拆人家房子时,少不了我们这些跟者的“尾巴”。家里人一度非常担心我,怕步大堂哥的后尘。

  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春风以不可阻挡之势吹到村里,年轻人的精力才被消耗到流水线上。

  如今,在适应了城市节奏后,我的堂哥和同龄人,也小有成就,大多在沿海地区经营早餐店。在村里,我常常被一种不真实感笼罩,我的归属该和他们一样,在深圳或者厦门的街头卖早点。

  其中的机缘,或者只能由命运解释。就像我的前同事袁凌所书,命运像是一副巨大的筛篮。

  这也只是我这样乡镇青年的矫情。

  但从家乡出发,我没有上过学的母亲,扛着被褥行李去深圳养鸭;从家乡出发,我的兄弟们在深圳的工厂边摆起一个早餐铺子。从家乡出发,我不管是途经华盛顿,还是新加坡,如今在印度班加罗尔做一个要面向亚洲区域的科技媒体。这并无本质差异。

  或许是因为来自中国最底层,我仍然不适应印度依然分明的等级制度。

  帕拉维·艾亚尔曾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记者,她曾撰写《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在书中,她写到一对在胡同里扫厕所的安徽夫妇。他们并未因自己的工作而觉得低人一等。

  而在印度,工作依然和身份有强烈的关联。在班加罗尔,如果你工资超过2500元人民币,就可以请得起一位佣人做饭、打扫卫生。因为他们的工资只有200到300元。

  与中国保姆不同,印度佣人具有天然“低人一等”的意识。譬如,我们在聚餐时,曾多次邀请印度佣人和我们一起享用,但从未成功过。

  在中国,当下不平等的根源或许来自户籍制度,而在印度,仍与敏感的种姓问题有关。

  回老家前一周,我在印度北部旅行,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两边,油菜花已经盛开,田间散落两层砖楼,像极老家的风景。

在比哈尔邦的菩提迦耶,我待了四天。白天,我在小镇上的一间咖啡馆内工作,傍晚到菩提树下静坐。菩提迦耶之于佛教徒,就像麦加之于穆斯林。佛祖悟道的菩提树,依然枝繁叶茂。后来的佛教徒们,在树下修了摩訶菩提寺。

菩提迦耶的摩訶菩提寺和菩提树菩提迦耶的摩訶菩提寺和菩提树

  立在摩訶菩提寺门口的一块碑铭,记录着佛祖一句平淡无奇的话:人是否成为婆罗门,唯一能决定的,乃他在世的行为,而不是出生。

  佛祖出身刹帝利种姓,仅次于婆罗门。他在2000多年前就试图实行平等革命,而至今,这对印度底层出身的人而言,仍是桎梏。

  你在印度挨打过吗

  正月初三,离开老家去岳阳东站坐高铁,姐夫在开车,我和姐姐坐在后排。她问我:还在印度待多久?

  无论在中国抑或印度,这是我遇到的最频繁的问题。我常犯难,因为口袋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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