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GP募资愈发困难，追根溯源，银行和保险出资受阻，地方财政的钱包也不再像以往一样鼓。这让市场化母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都要面对更多挑战。

“作为母基金，我们募资也很难。民营企业家都告诉我：‘哎呀，下次吧！明年吧！’我问：‘你钱到哪去了？’现在的钱要不就是投出去没回来，要不就是他们（民营企业）把口袋看得紧紧的。”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控股）董事长吴乐斌告诉融中财经。

“我们的成果转化基金，最初认购额130亿，最后落地的只有六七十亿，原因就是政府没钱了。”

募资杂症：地方政府钱紧、民营资本谨慎

业内人士将2018年看作是中国母基金行业深度调整的一年。

事实上，2018年是中国母基金行业增速全面放缓的一年。市场化母基金规模开始萎缩,政府引导基金增长速度也首次出现放缓。

去年《资管新规》后，银行的钱断流，而大部分的政府引导基金的钱有不少来自于地方政府向银行担保获取的贷款额度。因此，银根缩紧和监管趋严对政府引导基金募资产生不小的压力。

基于种种因素，让市场化母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增速开始放缓。

“有钱是良性循环，没钱是恶性循环。”吴乐斌坦言。“募资难，就像无源之水。退出难，就像堰塞湖。进不来出不去，加上国资保值增值以及问责的情况下，让国资的钱很难到位，那么民营资本就更进不来。”

2008年，国科控股开始基金投资，此后，这项业务从国科控股的一个业务部门独立出来并成立了母基金管理公司，在原有的基金上进行了转型。

吴乐斌介绍，目前，国科控股有三支母基金。第一支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金，这一专项基金由国科控股（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联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吴乐斌透露，这支基金科学院出资5亿人民币，撬动20倍社会资本，共募集100亿。

第二支是联动创新基金，主要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型企业。“我们出资50亿人民币，调动社会资本10倍，将共募集500亿。”

第三支是绿色发展基金。吴乐斌表示，这支基金正在计划筹备中，国科控股预计投入5亿左右。目前，成果转化基金在运行中，联动创新基金也将在今年开始运行，绿色发展基金仍在筹划中。

虽然手握三支母基金，但吴乐斌也感到募资越发艰难。一般而言，这类基金的募资对象为地方国企、央企、政府财政等。但目前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财政收入不及预期导致地方政府在出资上的紧张。

“现在我募资的话，找政府，我跟政府要。但政府也没钱了啊。”

吴乐斌透露，在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募资时，一度超募，各方认购踊跃，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130亿。不过，真正到位的只有一半。“政府认购完了不兑现，原来认购意向有130亿，最后能真正到位的也就60、70亿。”

“地方政府的、中央金融机构我可以要钱，但是比原来的钱少多了。”吴乐斌说。

除了地方政府，大型金融机构也是母基金募资时很重要的对象。不过，外界环境压力，这类金融机构开始更加谨慎，在选择出资时，往往有一些特殊要求，如优先级LP、设保护层等。

“政府、大的金融机构一般要设保护层。比如‘你中国科学院跟我们省政府、部委签一个全面合作协议。’有了这个政治框架以后，再往下，具体的项目，还要求我们的钱在前头，他们的钱在后头。”

“因为我是母基金，我给人家钱。现在我也要募资。我找这帮民营企业家，他们都告诉我：哎呀，下次吧！明年吧！我问：“你钱到哪去了？不是投出去的没回来，就是对待投资更谨慎，他们把口袋看得紧紧的。”吴乐斌说。

政府引导基金3.0模式

根据基金研究中心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母基金全名单共包括389支母基金。389家中，包括市场化母基金82家，总管理规模4504亿人民币，较2017年在管规模3606亿元增长24.9%。

也就是说，政府引导基金在整体资金规模上，仍占据了整个市场的大头。虽然去年政府引导基金增速首次放缓，但目前市场人有不少人仍保持积极的看法。

云和资本创始人、董事长赵云认为，目前，收紧的局面正在不断向好调整。

“政府引导基金起到了一个牵牛鼻子的杠杆放大作用，首先政府引导基金他自己放大了，比如说政府出20-25%，他会放大4-5倍，这里面会有地方政府的、国家的、金融机构的、社会出资人的资金参与进来；母基金投向子基金后又起到一个4到5倍的放大作用，这样发挥的资金引导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资管新规出来影响还是挺大的，虽然起到一定规范作用，但很多真正做事的基金遇到了困难和压力，不过只要努力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现在银行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基金管理机构，也在加大对外投资，包括保险资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基金来源，这种收紧的局面应该在不断向好调整。”

截至2018年底，政府引导基金共306支，总管理规模达到16920亿元人民币，比2017年管理规模13296亿元增长27.3%。全部389家母基金目前总管理规模达21424亿元，比2017年末增加26.7%，相比2018年中20370亿元增加5.2%。

事实上，除了国家层面的几支大规模引导基金外，各地方政府，甚至县级政府也在尝试设立引导基金。赵云指出，政府引导母基金需要尽可能做到职责明确、管理分开、目标清晰。具体要充分利用各类外部资金的杠杆，促进和吸引优秀的投资机构、基金管理机构，还有社会资本参与。

“除了国家层面的几只大的引导基金，很多地方都有，各地市有很多，甚至县级政府也在尝试设立引导基金，如何做的更好，首先要职责明确、管理分开、目标要清晰，市场化专业化去运作，要有专业化的团队，绝大部分母基金做的很好，但有时候也会遇到人才缺乏的困难，他也会不断培养，或者从外部引入优秀的管理人才。”

近日，青岛市首次以公开招标的形式，面向全球为基金寻找运营机构。也种做法已经成为常态。

目前，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模式主要分为基金自管和基金委管两大模式。而根据政府参与度的强弱，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政府直接管理、国企出资管理、国企委托管理、第三方委托管理、合作设立母基金五类。

水母研究院马文告诉融中财经，近年来大量三四线城市均各自设立了大量政府引导基金，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三四线城市缺乏政府引导基金的专业管理人员，很多成员来自政府其他职能部门，对VC/PE 基金的运作并不熟悉。

因专业管理经验欠缺，个别子基金还曾遇到与政府引导基金初谈后、实际上开始申报等工作已经间隔1-2年。

“政府引导基金在主观上都希望与优秀GP合作设立子基金，从而能够更好实现政府的政策诉求，但优秀GP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在政府引导基金大爆发的背景下，不同地区政府引导基金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强烈。”

在这一领域，深圳一直走在前列。深创投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申少军此前表示，“我们在全国设立了103支政府的引导基金子基金，政府拿一部分钱，我们出一部分钱，社会募一些钱，进行有效管理。我认为是引导基金的2.0时代。通过政府这只手，又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引导了创业环境。现在是3.0时代。”

2016年，深圳政府设立1000亿的政府引导基金前，内部曾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重新组建一个基金管理公司，第二向市场寻找优秀的管理者。后来经过仔细遴选，深创投成为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者。“我们经常说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跟深创投是一个紧密的关系，紧密到什么程度？一个法人，一个董事长，既是创新投的董事长，也是深圳市引导基金的董事长。”

“我们的政府1000亿的投入，但是下面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呢？2018年子基金投资项目1723个，投资规模超过900亿，起到很大的放大作用。”

赵云提到：“我们的经验之一就是和优秀的、开明的地方母基金共同联合直投项目，并帮助项目落地，并为被投项目协调好的政策和条件，比如江苏无锡太湖母基金、西藏自治区母基金、无锡新区新动能母基金等，母基金和子基金之间是协同的，母基金要有开放的、好的政策，我们子基金投资好的项目同时母基金也会考虑跟投。另外地方母基金要和当地的招商团队配合好，配合好，就会形成强大合力，如果配合不好，资金的招商作用就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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